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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发美: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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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7 16:58: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歌是否有高尚和卑劣之分?答案是肯定的。不过,细想起来,或卑劣者、或高尚者却是难以区分的。

本文先将卑劣者搁置一下,只对高尚者试作一些讨论。或者,让卑劣者在高尚者面前自我判别、自我审视一番。

如果拿李白和杜甫比较,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我首先想到的是杜甫。理由很简单,杜甫更关怀现实。他的情怀更具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杜甫写了“三吏”、“三别”,写了《兵车行》、《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我们说杜甫写了诗史,其实还不够,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诗人。他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他的诗极具人民性、大众性。他发出的是历史悲悯的声音。与之比较,李白却是缺乏的。然而,如果说杜甫的诗歌是落地艺术,那么,李白的诗歌则是凌空艺术。李白诗歌之高尚,在于其个性飘然。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大河之来——天上来;大河之去——海里去。一来一去,幻出天理、幻出人生。有悲感,却不颓唐;有愁绪,却得豪举。可谓一路诳语,成就高尚。在李白的另一首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我们也感受了类似的景象:“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多有失意的时候,但他推诗境于高处,从不跌落。

李白的历史感、、立场感,以及大众感虽然不及杜甫,但在他的诗里,却激荡着一幅幅气象万千的人生画卷。不过,若是眼下只有一枚高尚的勋章,要在李白和杜甫之间选择,那就只能颁给杜甫。这是不是唯历史论、唯政治论、唯大众论?其实,这个问题是要直面回答的。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积极的艺术观,以正高尚。——以正历史之高尚,以正人民大众之高尚,以正诗人立场之高尚,以正诗歌境界之高尚。

高尚者是好诗歌之一种,是更好诗歌之一种。高尚者是任何年代、任何民族都要倡导和传颂的。

以正诗歌之高尚,绝不是轻视或忽视艺术,恰恰是以至上品格为表现的。

又如果拿曹操和毛泽东比较,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我的回答是,他们都写出了高尚的诗歌。他们都是高尚的建造者。二者都是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二者的诗歌都具有难以匹敌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他们的诗歌都有大气象、大视界、大情怀。我曾写文章评述过曹操的诗歌。我特别喜欢曹操的《观沧海》,尤其这四行:“日月之行,若出其里;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其诗中画面,实乃穷天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如果曹操仅是一个封建军阀,而不是诗人,他的人生亮度定然不够。作为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及诗人统一于一身的人,曹孟德当然是伟大的。但纵观历史,唯一超越他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之超越,在于他天才之超越,在于他将民族大义和人类信念带入了一个更崇高、更激越、更开张的音韵和节律之中,在于他将现实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理想提携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更新、更美、更壮阔的视域。

当他吟咏出:“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你会怎样感慨?古往今来,多少诗人愁秋、悲秋、叹秋。而在一片秋色之中,却有“一方战地”让毛泽东分外沉醉,也只有毛泽东能呼吸到那一缕壮烈的芳香。

当他吟咏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你又会怎样感慨?我们感受了大自然的“雄关”,更感受了革命征途的“雄关”。这“雄关”壮美吗?当然壮美!这情怀豪迈吗?当然豪迈!不是毛泽东,娄山关何足道哉?它不过就是一座普通的山,又何以是一片苍山之海景、一片残阳之血色?这景象看似在大自然中,实在毛泽东的心中。这景象只为这样一位历史巨子所呈现。

我们发现,高尚的诗歌有着特殊的属性。在毛泽东那里,这种特殊的属性不代表极端个人主义的情调,而代表了人生信念和人类信念的结合。这种特殊的属性意味着诗人的祖国、诗人的民族已内化为诗人信念的一部分,已内化为诗情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因为诗歌,诗人的祖国、诗人的民族已内化为世界的一部分,已内化为真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恰好是光辉的一部分,恰好是高尚的一部分。更明了说,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诗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诗歌的崇高性。

这种特殊的属性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体现了诗人的美德和诗歌的价值。我们以正诗歌之高尚,即是正美德之高尚、正价值之高尚。

再拿屈原和陶渊明比较,他们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应该说,他们也都写出了高尚的诗歌,只是他们呈现了不一样的高尚。此刻,拿他们二人比较,好像是随机的,其实不然,我是从他们的生命皈依感来思量的。

东汉王逸注曰,屈原的《离骚》词温而雅,义皎而朗。我便觉得,《离骚》中的那个“灵均”,不管是作者的一次自我形象的塑造,还是一次神明形象的升华,“灵均”的形象都是忠贞的、清高的、志满的、君子的。无疑,“灵均”是一个高尚的形象,《离骚》也是一部高尚的诗歌。历代评家都在言说屈原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我以为这是不准确的。固然,屈原积极参政,有忧怀之心,但他之所以不能被理解,反而被排斥、被流放,这是他的思想与那个时代的矛盾所致。如果说他所爱的只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楚国,那么,他的爱国思想是难以放大的。而可以放大的倒是他心中的理想。确是,他所爱的是他的理想,是他的自我。他投放在诗中的那么多引类譬喻、善鸟香草,既是他崇高理想的诠释和象征,也是他自我形象的迷恋和塑造。他的诗歌之高尚,实因他的理想而高尚,也实因他自我形象的展示而高尚。这种高尚也因他生命的最后皈依而再次彰显。

如果说屈原是面向他的王朝而吟咏,那么,陶渊明则是毅然转身而背对他的王朝在吟咏。因为难以排解的惆怅和失望,屈原终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投进了万古不息的涛声。然而,同样的面对惆怅和失望,陶渊明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他和自己的诗歌一起皈依了田园。他弃官不做,“不为五斗米折腰”。田园情怀成了他背叛的动力。他的诗情虽然少不了酒气弥漫,但那酒气与地气是天然融汇的。我们说,陶渊明的诗歌是高尚的,那是因为土地的滋养。他的诗歌可谓土地品质的塑造和再现。

当屈原吟出“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我们自然想到了陶渊明所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人都吟到了菊。一个不免凄然,一个却是放逸。是说,屈原的忧郁与陶渊明的超然尽管不同,但之于艺术的奉献却是高尚。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诗歌是一种宁静的高尚、一种率真的高尚、一种凛然的高尚、一种生机的高尚。陶渊明也是有理想的,但他的理想是在土地上描绘的,或说,是土地帮助他描绘的。他的诗歌也是道家思想的精妙刻画。他皈依田园,实是“与天为一”的一次演绎。

可以说,陶渊明所拥有的高尚是田园精神的写照。他的诗歌没有丝毫矫情,他的诗歌是田园语言的蓬勃集成。

一句话,他皈依田园,就是皈依高尚。

200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纪文学60家”的书。有意思的是,在出版这套书之前,他们在网上搞了一个所谓“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其中有“专家评分”和“读者评分”。得分结果排名: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排前三位。而诗人排最前面的是徐志摩第12位、戴望舒第19位,再就是北岛第20位、艾青第24位、闻一多第29位、郭沫若第33位,顾城、舒婷分别第40和41位,排最后的是郭小川第53位。我并不认可这种评选排名的绝对权威性。我在想,若是加入“高尚之诗”的评选标准,这名次肯定会有很大变化。至少,在诗人中,徐志摩是不应该排最前面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就是徐志摩。一个看不到世界风云的人,一个整天沉湎于个人情感之小世界的人,是难以企及高尚的。

若说,《再别康桥》这番情调,是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的留学背景,是西化情调。那么,闻一多也留学美国,为何能写出《红烛》?看闻一多是怎样的诗句:“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我好像觉得这是要徐志摩吐出心来比一比。从时间上看,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写于1928年末,而在1928年初,闻一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看闻一多在《我要回来》里所写:“我要回来,/乘你的拳头像兰花未放,/乘你的柔发和柔丝一样,乘你的眼睛里燃着灵光,/我要回来。”相比之下,闻一多也在写情感,但这情感如此炽烈,亦有种抑制不了的世界的,或民族的牵挂和忧伤。而在徐志摩那里丝毫没有。在徐志摩那里,更是听不到像闻一多的《红烛》、《一句话》那样沉雄而昂然的声音了。

朱自清说过,闻一多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我有时想: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诗人的代表,那么,有哪一个诗人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呢?那应该就是闻一多了。普希金写了《自由颂》、《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闻一多则写了《红烛》、《死水》、《我要回来》、《一句话》,还有《真我集》等。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凡高尚的诗歌,它的音韵一定是雄健的、饱满的、奇肆的,一定是在自己民族的命脉里强劲跳动的。

于此,我还要说的是艾青。像闻一多一样,艾青是又一个能享有中华民族诗人之称号的诗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起来——/像一只困倦的野兽/受过伤的野兽/从狼籍着败叶的林薮/从冰冷的岩石上/挣扎了很久/支撑着上身/睁开眼睛/向天边寻觅……”——这就是艾青!他写土地,写雪景,写芦笛,写小蓝花;他写太阳,写火把,写篝火,写野火,写光的赞歌;他写大海,写礁石,写珠贝,写鱼化石;他写监房的夜,写透明的夜;他写“我的保姆”,写补衣妇,写乞丐,写吹号者……艾青是忧郁的,也是向往的。他的诗歌浸着泪水,也浸着血色,更浸着民族的信念和希望,更添加了历史的真理和力量。如果说,大千世界有着无限多的真理之花,那么,艾青就是那个真理之花的发现者、采撷者和拥戴者。艾青诗歌之高尚,正是大千世界的真理之花所绽放的高尚。

我必须还要提到郭沫若。常见到,有人讥讽郭沫若只会唱颂歌,我以为是不应该的。那些讥讽者倒是真该被讥讽的。在这样一位集大成的学者面前,我们真的应该谦卑一些。郭沫若毕竟写出了《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三大历史名剧。除此,他更写出了伟大的诗歌《女神》。闻一多评说:“《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是血与泪的诗,是忏悔与奋兴的诗。”田汉评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可以说,《女神》是新时代的《离骚》。《女神》的出现,是楚辞遗风的一次不朽的载誉。《女神》是自楚辞以来,又一部珍宝级的诗歌。尤其那首《凤凰涅槃》,实乃抒情诗的极品。《女神》之高尚,除了是被时代所证明的,还是被艺术本身所证明的。

作者借着凤凰唱出了人类心灵的悲壮之歌:“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你便是你,我便是我!”《女神》激荡着万物更生的声音。《女神》让我们看到了万物的悲悯和自觉的品格。高尚的诗歌并不排斥个性的赋予和扩张。《女神》包含了很多爱国主义的篇章,如《棠棣之歌》、《炉中煤》、《晨安》、《黄埔江口》等。《女神》没有醉意于自我,没有迷失于虚妄。《女神》不是一个狭隘主义者。《女神》之形象、《女神》之精神不可亵渎。

再看那个所谓“世纪文学60家”的排名,从那个网络调查中,从一些人的情趣中,其实是有一个大发现的,那就是让人看到了中国新诗正走向颓废和堕落的一个拐点。这不是危言耸听。今日已证明,中国新诗之语言观、之艺术观、之美学观、之价值观的全面溃败已是不争的事实。

高尚者已失去了旗帜和阵地。

高尚者要喊一声“祖国万岁”都很难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像闻一多那样神圣如击乐一般的声音了,再也听不到像艾青那样沉郁如地火一般的声音了,再也听不到像郭沫若那样激昂如海涛一般的声音了。

甚至,我们再也听不到像郭小川那样单纯、清朗而热烈的声音了。

——谁还去傻傻地唱《把家乡建成天堂》?——谁还去傻傻地唱《甘蔗林——青纱帐》?——谁还去傻傻地唱《团泊洼的秋天》?

高尚者落入尴尬,卑劣者招摇过市。

高尚者被卑劣者乐呵呵地嘲讽、践踏和掩埋也是今日不争的事实。

有人乐于将现在的诗歌分为一流、二流。我不知道他们依据了什么样的标准,也不以为他们说出了什么真正的理由。但肯定地说,那不是高尚者与卑劣者的划分。在艺术观和价值观一片混乱的年代,他们所谓的一流、二流,极可能就是一流的卑劣,或二流的卑劣。

去年,诗坛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脑瘫诗人”余秀华的一夜成名。她突然间被强烈关注,还有一个因素,有人声称她是中国的狄金森。这样,我便有了兴趣,是否真的就可以将余秀华和狄金森放在一起比较,看看二者是否都写出了高尚的诗歌?

美国学者认为,狄金森的诗歌是难以从其时代特征去认识的,而是要从其文化和教育背景去认识的。或者说,其文化和教育背景对她的影响更深远一些。狄金森曾在一所严格宗教管理的女子学院念书。不管她最终是否皈依上帝,但宗教文化是浸入了她的骨髓的。研究者们发现,狄金森和她的诗歌几乎就是一个谜,唯一可以引领人们走进她的世界的——就是上帝。

“醒来吧,九位缪斯,唱支神圣的歌儿让我听,/解开那庄严的合股线,把我的情人节信卡扎紧!//啊,创造世界就为了情侣,为了痴心的情郎和少女,/为了轻叹,悄声细语,二者合为一体。/万物都在求爱。无论在大地、天空,还是海洋,/上帝的造物都不简单,只有你茕茕孑立在他美丽的世界上!/……”

这是狄金森在情人节的一首赠诗(诗较长没有全部引出)。狄金森扩展了人类的爱,而试图描述上帝带给万物的爱。在她的心里:爱,是上帝之爱;爱是寄予万物的;爱是神圣而美好的;爱是独立于世界之上的。她是隐居者。她站在上帝的身边。她过着修女般恬静的生活。然而,她胸襟绽放,与万物同在。她是上帝的歌者。上帝与她私语着。因为,我们看到了狄金森对一切神圣文化的庄严态度。文化的高尚决定了诗意的高尚。从而可以说,狄金森为人类写下了高尚的诗歌。

那么,余秀华呢?她写出了高尚的诗歌吗?还是要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首诗说起。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想到了普天下的农民工,想到了那么多留守乡村的女人,想到了那么多乡村女人对生活的渴望,对生理的渴望。确实,我也常听到一些乡下人说起,某某女人终于熬不住了,这回搁下工夫不做,到南方探望她的男人去了。读了余秀华的全诗后,才知道并不是这样的。诗情是从性爱发端,再向别的方向发展了。其中尽管将性爱加了美化,但一旦丢了那几个词眼,爱就没了,美也没了,只剩下性了。我不免失望,心里起初的一点点神圣感也没有了。不过,还是推介者利用了这样一首诗,迎合了社会的庸俗心潮,而将余秀华带到了大众面前。

要认识余秀华,还是要读她更多的作品。我以为,余秀华还是写出了一些较好的诗歌。不过,情感的单调和文化的浅表还是制约了她的表现。她显然没有狄金森的文化背景,也不如狄金森那般闲适和安静。还看得出,她的作品实在欠缺一定文化,或一定信念的深度。如果从相应的文化或教育背景比较,余秀华是远不及的。

统观余秀华的诗歌,她始终在一个低层次的情感坐标上徘徊。不过,我还是相信,一个拥有疼痛感的人,最值得拥有的就是诗歌;一个拥有疼痛感的人总应该得到一些高尚诗情的慰藉。

在前面还有个话题必须继续。就是民族诗人的问题。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有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等。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有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歌,那就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那么,我们说,自新诗产生以来,诞生了闻一多、艾青这样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诗人。然而,不得不说,随后这种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好像再没有出现过。有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新诗的一个最繁盛时期。可是,在那个时期,谁能称得上真正的民族诗人呢?北岛是吗?顾城是吗?杨炼是吗?梁小斌是吗?舒婷是吗?海子是吗……一番似是之后,还是非也。

什么是民族诗人?就是有民族大义的诗人。他的发声应有恒远的民族认同感;他的民族亲情毋庸质疑;他的发声应关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应该是历史真理的发现者、追随者和宣传者。如是说,大江东去,那么,一个有民族大义的诗人,他的诗声就是一路引带、一路相伴、一路激越的涛声。

诗歌的高尚性与诗人的民族性是统一的。高尚性决定了民族性,民族性也决定了高尚性,民族性还要大于高尚性。我们不能说北岛他们一代人没有写出高尚的诗歌,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寻求真理的自觉,但要定义到民族诗人,就牵强了。如果说民族性还需要一场浴火,那么,这一场欲火的火候还不够、血色还不够、炽焰还不够、煅烧还不够。

要讲诗人的民族性,最起码的是两条:一是要有深厚的民族亲情,其民族的依恋感、认同感要深切而强烈。亲情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的、命脉所系的。二是要忠于历史真理。“真理”之前既然加了“历史”的定语,那就不是一般真理了。它的历史感是真实的、不偏倚的、也是光风霁月的、与民众合一的、奔流向前的。这是什么样的历史感?这是人类的良知呈现,这是一种普遍人性观的价值呈现。这就是说,真理性不是一个人的真理性,不是一个人心目中的那点诡谲和伎俩,更不是当今那些蹩脚而生硬的语汇泛滥。这个真理性是一束神圣之光,但它不神秘,它总为广大民众心中所享有。

再要说的是,现代新诗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西方神秘主义。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的诗歌生态,还严重误导了民族性。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但是,所谓西方神秘主义的技巧性植入,并不代表汉语诗歌获得了高尚的美感,反而,它破坏了汉语诗歌的本然审美。

其实,在我们中华文化里,也是有神秘主义的。例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人神美学等。我们讲神秘,汉语里有一个词,叫“含蓄”。东方式的“含蓄”是属于汉语基因系统的美学,在汉语诗歌的发展体系里,并没有失去其美学的光芒。而西方人讲神秘,也会讲到一个词:“遮蔽”。不可否认,在哲学里,事物的遮蔽性是存在的。但如何进入当代中国的诗歌体系,这是我们远远没有做好的。由于西方神秘主义以其各种形态掺和了进来,什么当代中国诗歌啊?简直就是一个猥词流行的世界。在它们哪里?汉语言之庄严的表征体系被摧毁了,汉语言之丰富的表意根系被拔掉了。一些人以精英自居,一派装相,唯西方马首是瞻,而完全脱离和抛弃了我们民族性的审美,亦完全无视了广大民众的审美情绪。

崇尚西方,而丢掉了东方,这终究是不可取的。

我们真的该反思了:为什么在我们的诸多艺术领域,最迷失的、最危机的是汉语诗歌?汉语诗歌之路难道真的就是一条西方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么?

我们着实应该承认:在西方神秘主义与东方高尚者之间,本来就有着天生的相异性和相斥性。

若是继续漠视其泛滥,那么,非但不要说诗歌的高尚了,也更不要说诗歌的伟大民族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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